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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是蒋经国还是戈巴契夫?
2020-06-16

习近平是蒋经国还是戈巴契夫?

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,在美国加州戴利城,《蒋经国传》作者美籍华裔的刘宜良(笔名江南)在自家车库遭到枪杀,行兇者是台湾黑社会竹联帮份子陈启礼和他的两位同党。他们此行是奉时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之命,「教训不识抬举」、「触犯天威」的江南。

此事在美国和台湾都掀起轩然大波。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,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不仅迫使台湾政府将行兇者绳之于法,更驱使国民党迈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。江南血案三年后,蒋家王朝不得不放弃由蒋家子女接班,宣布在台湾「解除戒严」,开始民主改革,开放党禁报禁,释放政治犯,放宽言论自由。

时隔二十七年,二○一一年十一月,知名律师谷开来在重庆投毒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之事曝光,其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、重庆市委书记的丈夫薄熙来,也因贪腐和滥权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中国大陆《财新》杂誌总编辑胡舒立发表文章,称薄案的审理或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催化剂。但时至今日,外界期待的所谓政治改革并未到来。

两件大体相同的事,引发的后果却截然不同,所为何因?今天的中国大陆与三十年前的台湾既有相似之处,也有绝大的不同。相似之处在于:习近平与蒋经国两人皆为正统太子党执掌的威权体制;国民党自中国大陆溃败,退守台湾三十多年后打开改革之门,如今中共也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改革关口。

当年台湾周边的南韩与菲律宾等亚洲国家,相继完成民主化转型,实现总统直选。今天,外蒙古实现民主化,缅甸军政府也释放了翁山苏姬。儘管中国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提出「五不搞」──不搞多党轮流执政、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、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、不搞联邦制、不搞私有化,但民主之风吹向中国大陆已是潮流大势所趋,难以阻挡。就像习近平曾对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所说,中共必须「稳中求变、求进步」。

有鉴于台海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类似之处,于是外界有声音认为中国大陆也应步台湾后尘,进行民主改革。但又有另外一些人感觉到,如果在政治上放鬆管制,中共肯定会像国民党一样落选下台,或是像苏共及苏联一般就此死亡和解体。甚至还有声音称共产党拒绝改革是等死,主动改革是找死(一说「早」死)。对这类带有绝对负面论断的看法,笔者不敢苟同。我们应当认清今天的中国大陆与当年台湾的区别。

首先,一九八○年代的台湾总统蒋经国是真正的政治强人,他说一,没人敢说二,因此他得以力排众议,动刀改革。今天的中国大陆,习近平并非一言九鼎的政治强人,政治改革是大事,需要高层及党内元老达成共识,取得各方妥协,实施的困难更大。

其次,台湾改革的基本动因主要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。但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军事实力发展迅猛,无需向别国妥协,美国也没有能力居高临下地向中国施压。

此外,当时的蒋经国深知中国大陆经济有一天必将超越台湾,台湾若不进行改革,两边政治体制大同小异,要如何拒绝统一?蒋经国想要名垂青史,所以先一步推动民主化。对于习近平来说,稳定与掌握政权仍是第一考虑。当然,若习近平能主宰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政治改革,也是历史性的大事与幸事。

另外,两岸的政治土壤也不一样。台湾当时是由占少数的「外省人」掌握政权,统治占多数的「本省人」,民主改革需求比较迫切。今天的中国大陆虽然汉族占绝大多数,面临的则是儘管脱贫成果显着,但穷人仍旧太多的问题。

台湾的民主薰陶很早便开始了。一九七○年代,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增额选举开始对台湾地区选民开放,「党外」势力(国民党之外的参政人士)在一九六○年代开始日益活跃,直到一九八六年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得以组建,民进党又花了十四年才实现执政,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反观中国大陆,民主萌芽初现,基层民主、村民自治未来还有待向县市一级发展。共产党上台前对全国人民做了民主的承诺,今日政治改革时机看似已经成熟,当年宣扬的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,届时应该有一个明确交代。

国民党在二○○○年败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即当时李登辉对民进党或明或暗的同情与支持;连战与宋楚瑜的分裂则严重分散了国民党票源。在这一点上,除非中共党内高层出现分裂,否则也很难实现。所以习近平应该不会是蒋经国。当然我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,即习近平开放选举,利用人民对他的支持寻求第三届任期。

习近平肯定不会是戈巴契夫。他不会让红色江山在民主改革中崩塌。他刚上任不久就说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话:「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,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」;「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,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苦果」;「打铁还需自身硬」。在《纽约时报》披露的一份内部演讲中,习近平更直截了当地说:「苏联为什幺会解体?苏共为什幺会垮台?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。」他还动情地说,苏联解体时苏共竟无人出面阻拦,「竟无一人是男儿」。

乍眼看去,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说不一样的话,既有改革意识,又有保守色彩。对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,我认为不妨将它们解读为是习近平自身「软中带硬,硬中带软」的特质。习近平既非极左,也非极右,他是希望加强中共执政能力、延续共产党生命的务实派,绝非社会主义的掘墓人。

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,提出了「两个一百年」的目标,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(二○二一年)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;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(二○四九年)时,建成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。前一个目标将在习近平任内完成。与认为共产党「气数已尽」的末日论者相比,我更相信中共会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执掌中国政权,因为中国与前苏联的境况完全不一样。苏联在老百姓肚子没吃饱时就贸然开启休克疗法的政改;今天十三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,改革政治体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。

中国记者说共产党的坏话需要胆量,实际上,在华的外国记者说共产党的公道话也是需要胆量的。我始终认为,儘管中共在执政的第一个三十年里过大于功,但在其执政的第二个三十年里,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,他们的功是远大于过的,对权力的掌握也更加稳固。

首先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準。儘管此类成绩很难量化,但以我在中国大陆的亲身经历,我相信在最近三十年里,大部分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满意的。根据《富比士》杂誌(Forbes)二○一五年公布的全球富豪榜,中国大陆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人就有两百一十三名;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指出,中国年收入在一万三千五百美元至五万三千九百美元的「中产阶级」,就超过一亿人;波士顿谘询公司二○一○年的研究指出,中国月收入超过五千元人民币的人,到二○二○年将超过四亿人。虽然四亿人的比例未及总人口的三分之一,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,但绝大部分的人依然希望稳定,维持经济发展往上的势头。

其次,相对明智与灵活的决策也为中共赢得一定民心。政治与社会氛围相对宽鬆,个人享有更多言论自由,微博与微信等新媒体出现让大众能够在人大的橡皮图章之外,找到一个议事平台。当年是「有没有」自由的问题,今天则是「多」或「少」的问题。过去中国老百姓对党是恐惧多于尊敬,今天许多「八○后」和「九○后」的年轻人不知道什幺叫怕。

今天共产党还紧紧掌控着新闻媒体与教育体系,对内牢牢掌握着「枪桿子」(军队、武警、公安、国安、国保、城管),对外具备较为充实的外交和国防力量。另外,统战工作与对民族主义情绪的调动,都有助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。

最后,中国共产党具有忧患意识和学习意愿。全党上下既认识到体制僵化的巨大危险,又吸取了国民党改革下台与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,与时俱进,主动调适,执政能力不断提高。

这一切无论是与法国革命前的波旁王朝、苏联解体前的苏共还是下台前的台湾国民党相比,都有着根本的不同。中共对推动改革、稳步放权、透明化与民主法制建设有信心,对自己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、增强执政合法性也有信心。

美国常将全球民主化比作「one size fits all」,意即民主能适应所有国家与所有国情。习近平则回应说:「鞋子合不合脚,穿着才知道。」我并不认为中国需要一夜之间过渡到美式民主,或应把问题不少的美式民主立为绝对榜样。但一个病人要给自己把脉、抓药、开刀是不现实的。今天的中国与过去相比,媒体已经相对开放,政府日益透明,法制也日趋完善;官员问责、干部财产申报、微博监督反腐也都是值得讚扬的好现象。但中国的「特色道路」的确需要开始「把权力关到笼子里」,将党的活动置于宪法架构之下,建立反贪腐及民主决策机制,刬除痼疾。

在习近平上任还不算长的时间里,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可喜的变化,例如反贪腐运动不断深入、地方司法开始独立于政府、死刑犯器官移植被废除。改革可以步步为营,改总比不改好,早改也比晚改好,现在主动改比未来可能被动改好。正如当年蒋经国所言,「时代在变,环境在变,潮流也在变」,今天中国的改革也是大势所趋。